宝马官宣涨价！预算40万你会买BBA还是新势力？******
中新经纬2月3日 (牛朝阁)2022年开年，新势力花样开打“价格战”之际，宝马却开始涨价了。
近日，有消息称宝马对旗下部分车型进行涨价，涨价幅度在2000元至20000元，涉及5系、i3、iX3等多款热门车型。宝马方面回应中新经纬称，部分BMW品牌在中国的在售车型确实在2023年2月1日正式上调厂商建议零售价，主要是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不断上涨，以及供应短缺等影响的原因。
涨价背后，4S店内的优惠仍存，48.89万元起售的车型，综合优惠后到手价在40万元出头。有专家指出，造车新势力纷纷杀入豪华车市场，2022年BBA销量下滑，豪华车市场竞争激烈。
指导价上涨，销售称“优惠力度大”
中新经纬致电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宝马4S店，店内销售均表示指导价已经上调，涉及多款车型，幅度从千元到万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指导价上涨了，但多位销售表示“指导价涨了，销售压力大了，但店内也有优惠活动，力度还挺大的。”
以官网48.89万元起售的宝马530标准轴距版为例，“这周末有元宵节活动，加上购车分期的金融政策优惠，大概到手40万元出头。”北京一4S店的销售人员说。据悉，前述车型指导价较之前涨了4000元。
宝马方面3日对中新经纬表示，近期，受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不断上涨，以及供应短缺等影响，部分BMW品牌在中国的在售车型于2023年2月1日正式上调厂商建议零售价。届时，客户可以在宝马中国官方网站及My BMW应用程序上查询最新信息。具体车型的终端零售价格，客户可向经销商进行咨询确认。按照惯例，宝马将定期审视和评估产品定价，以灵活应对原材料、物流及车辆制造成本的变化。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指出，宝马是传统的豪华燃油车品牌，有稳定的粉丝和市场，适当涨价有利于增强“宝马车保值”的印象，以此带动增加销量。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源分会秘书长章弘告诉中新经纬，宝马在2022年曾实行过降价促销，随着疫情政策的放松，宝马预计2023年车市或将回暖，涨价可能是出于利润考量。此外，近期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宝马车型用钢较多，涨价能减缓成本压力。
BBA销量下滑，新势力势如破竹
据宝马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在中国市场交付了共计791985辆BMW和MINI汽车。较2021年846237辆的累计交付成绩，同比下滑了6.4%。
值得注意的是，BBA阵营中的奔驰和奥迪也在2022年的中国市场出现了销量下滑。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奔驰和奥迪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分别为75.1万辆和63.5万辆，分别同比下滑0.9%和9.2%。
章弘认为，BBA的销量下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消费者收入不保，消费信心不足，而豪华车售价不菲，所以消费者有持币观望的情况。
张翔则认为，BBA销量下滑的背后，是新能源造车企业的入局，长期被宝马、奔驰、奥迪等车企占据的豪华车市场迎来了新的造车选手。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2年豪华车市场整体销量为309万辆，同比增长6%。其中传统豪华车市场整体下滑4%，而新能源豪华车市场同比增长49%。
中新经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造车新势力正纷纷布局豪华车市场。蔚来的两款新车EC7和全新ES8的起售价分别定在了48.8万元和50.2万元，理想L9起售价也达到了45.98万元，就连一向在价格上主打“亲民”的小鹏也将G9的起售价定在了30.99万元。
2022年底，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曾在接受中新经纬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蔚来的竞争对手非常明确，就是油车。“虽然离BBA油车有点距离，但是明年销量目标超雷克萨斯。”李斌说。
业内专家认为，新能源造车企业进军豪华车市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章弘表示，高端车型较中低端车型而言，技术、研发、生产、利润都会更高一些，更能在资本市场中打造高水准的企业形象，以确保融资能力。且中国产中低端燃油车已经打造出了“代步工具”的理念和形象，而新能源汽车的一大特点是“智能网联”，高端车型更符合这一特点。
张翔表示，造车新势力等车企，在成立初期的成本较高，而豪华车市场的利润较高，进驻这个市场可以帮助这些车企达到盈亏平衡。
近日，理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想在微博中表示理想汽车会坚守价格区间，全尺寸的理想L9坚守40万元至50万元的价格区间，中大型的理想L8和理想L7会坚守30万元至40万元的价格区间，中型的理想L6和理想L5(非SUV形态)会坚守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不会有20万元以内的车型。
2022年，蔚来ET7和ET5上榜乘联会统计的全年高端轿车销量排行榜，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在全年高端SUV销量排行榜中，特斯拉的Model Y登至榜首，同比增长85.6%，此外理想ONE也排行前五。
专家：豪华车市场值得新势力“拼死一搏”
张翔指出，新能源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正好也是一个让中国本土的自主品牌进入中高端市场的契机，值得新势力拼死一搏。
但章弘亦指出，传统车企在打造豪华车领域已经磨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传统车企转型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其对高端车的运营驾轻就熟，新势力造车企业也许不占优势。新势力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层面给予了汽车崭新的理念和方向，但老牌豪华车企掌握着多年积累的机械技术，转型新能源汽车后，其研发能力十分可观，且传统车企对汽车行业的营销理念、周转能力也是造车新势力难以比拟的优势。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